李文莲
我的母亲教了一辈子的小学，是个不起眼的小知识分子。但她一生爱学习，爱看书，年轻时记性很好，几乎过目不忘。口齿清楚，抑扬顿挫，表达力很强。在家里、在课堂她不知道给我、给她的学生讲过多少故事。文革中，同学们都不喜欢上正课，上了也不怎么认真，我母亲就在自己的副课（如音乐、体育）中抽出半节课给大家讲故事，没想到她的故事课竟成了全校学生最喜欢的课。本班的学生缠着嚷着，所有的副课都要求改为故事课，其他班的学生也争着闹着要来听故事。有时候学校就把两个班的同学合到一个教室，两个学生挤一个座位听我母亲讲故事。不管多么拥挤，也不管有多少调皮捣蛋的孩子，只要我母亲一开口，教室里便鸦雀无声，只有我母亲并不洪亮但清脆动听、很富感染的声音在空中回荡，悲惨之处有人落泪、抽泣，激动之时有人高呼、欢笑，甚至捶桌子。
母亲在课堂上讲的故事多是大故事，她看过的小说都能讲，印象中她讲过《红岩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渔岛怒潮》等长篇故事。我上初中后，特意找到这几本书（当时的《青春之歌》还是禁书）认真地读了，我惊讶地发现母亲讲的没错一个名字，没漏一个情节，感觉听到的比书上写的还要精彩。这些故事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。很多年后，很多同学都能清晰地回忆这些美好的场景，回想主人公对自己人生的影响。
母亲在家里给我们讲的多是一些小故事，开启智慧、明辨事理、鼓励上进。母亲思想还比较开明，在那个极左路线风行的年代还敢给年小的我讲爱情故事。小学二、三年级时我就从她的故事里记下了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的朦胧诗句。
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母亲的故事绝大多数随风飘去，只留下一些隐隐约约的印象和片段，但有几个小故事却依然清晰地印在我心中，影响着我的一生。
大概是七O年春，我刚启蒙上一年级，母亲就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她讲了一个故事：国民党抓壮丁，到处抓不到，大家不愿意去，但上面催得紧，任务要完成。某保长就写了一张纸条叫一小伙子送到乡里，纸条送到，小伙被抓。原来纸条上写的竟是“壮丁就是送信人”，而小伙子目不识丁！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把天下的字全认识，谁也骗不着我。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良好的读书习惯，保持着查阅字典的习惯。
那时候，我因家庭成分不好而经常受到歧视，表现再出色也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认可。七三年发展第一批少先队员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上级批准的。委屈、沮丧、伤心一起袭来，我嚎啕大哭！这时母亲讲了一个故事：从前一个小伙子从小父母双亡，只好给地主做长工。干的牛马活，吃的猪狗粮，受尽委屈、受尽欺凌，但他从无怨言还兢兢业业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终于感动了一位百鸟神，她变为一位美丽的姑娘来到人间。这姑娘想尽千方百计，唤请千鸟百禽，和地主斗智斗勇几经周折，最终救出了自己的心上人，两人从此男耕女织，不离不弃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。
我寻思，这点挫折不算什么，这次不行就争取下次。不管怎样我都要努力，都要向上。只有努力才有明天，也许有一天云开雾散，明天就会非常美好！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。从那时开始我就学会了吃苦、勤奋、忍耐、宽容并自信。果不其然，平地一声惊雷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恢复高考。一九七九年，我顺利考上大学，成了大家瞩目的天之骄子。
还有一个故事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。一个小偷变成了大偷，衙门抓了后他提出入狱之前要见一下母亲并要吃一口奶，当迷惑不解的母亲解开衣服时，他猛地一口咬掉了母亲的乳头，并指责母亲，是她的放纵致使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酿成大罪。
我理解了我的父母亲为什么对我要求那么严，不准这个，不准那个，没做好作业，半夜都要喊醒重写，做错了事情非得认错、检讨，保证不再重犯。现在想来“做贼偷瓜起”“不以恶小而为之”是何等的至理名言。正是这种“严”字当头的教育，使我从小养成了不食嗟来之食，不存非分之想，不贪不义之财，不做害人之事的品行与习惯。几十年来不管生活工作发生多大改变，我始终保持一颗平常的心、诚实的心、正直的心。
我也把这种“严”的关爱传递到了我的女儿身上，不仅要求她学习好工作好，凭自己的本事吃饭，而且要心态好操守好，做一个高尚的人。现在女儿也已长大成人，阳光灿烂朝气蓬勃！
母亲老了，八十有一，满脸皱纹，步履蹒跚。母亲未老，依旧爱读书爱劳动爱讲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变了，情节变了，但母亲的思想没变，家庭传统没变，家人本色没变！
